乡土美学的诗性建构与文化守望
——评龚国倞诗集《苏木绰的黎明》
作者：罗建辉
乡土，作为文学创作永恒的精神原乡，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个体的生命体验。在中国现代诗坛，扎根本土、书写乡土的创作实践始终占据重要位置，而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挖掘乡土的美学意蕴与文化价值，成为当代诗人面临的重要课题。
慈利县作协主席龚国倞，作为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湖南省作协会员，深耕文坛多年，先后在《民族文学》《诗刊》《中华辞赋》等权威刊物发表作品400余首，合著《七弦清韵》，出版新诗集《一个人的茶炉》《拾忆流年》，其创作功底与文学积淀早已得到业界认可。新近出版的现代诗集《苏木绰的黎明》，以张家界特别是慈利县为核心书写场域，分为“山乡牧歌”“奇风异俗”“奇山异水”“风土人情”四个部分，在对乡土生活、民俗传统、自然山水的诗性描摹中，构建起独特的乡土美学体系，既彰显了诗人扎根大地的创作情怀，也为当代乡土诗歌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。
一、山野肌理的诗性还原：乡土美学的本真之维
乡土美学的核心要义在于对乡土生活本真状态的呈现，这种呈现并非简单的生活复刻，而是诗人以审美眼光对山野肌理与乡村日常的提炼与升华。龚国倞在“山乡牧歌”部分，将笔触深入童年记忆与大山深处的乡间日常，那些浸润着山林气息的劳作场景与游戏瞬间，在他平实而灵动的诗句中焕发出动人的美学光彩。捉泥鳅、打猪草、挖葛根、拾板栗、采蘑菇、捡地衣、挖野菜，这些承载着山乡孩童童年记忆的乡土实践，以及打三棋、三光精、打飞棒、踢毽子等山间民间游戏，既是大山深处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，也是山乡儿女共通的生命体验的具象化表达。
在描写“打猪草”的诗作中，诗人以素描式的笔法勾勒出完整的山乡劳动图景：“背着背篓走在蜿蜒的山间小道上，目光在草丛石缝间寻找最鲜嫩的猪草”，开篇便确立了朴素自然的叙事基调，将读者带入大山深处的乡间情境；“双手不停忙碌，拨开带露的枝叶，不一会儿背篓渐渐满了，汗水湿透了衣裳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”，通过对动作与神态的简洁刻画，精准捕捉到山乡劳动过程中的专注与收获后的喜悦；“简单劳动是童年骄傲，为山乡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”，则在叙事基础上进行情感升华，点出大山深处的乡土劳动对个体生命成长的意义。整首诗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，也没有复杂意象的叠加，仅凭平实的语言便完成了对山乡生活场景的诗性还原。这种创作方式，恰恰契合了乡土美学的本真追求——山乡生活本身即是美，诗人的使命在于发现这种裹挟着草木清香与山石质感的美，并将其以诗的形式呈现出来。
龚国倞的这类诗作，本质上是对山乡生活美学的提纯。山乡生活的美，往往蕴藏在最平凡的山野日常之中，它不是刻意雕琢的精致，而是源于大山馈赠与生活实践的自然流露。诗人以山乡亲历者的视角，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诗句，使得每一个场景都真实可感，每一种情感都真挚动人。对于有过相似山乡生活经历的读者而言，这些诗句能够瞬间唤醒沉睡的记忆，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；而对于缺乏山乡生活体验的读者来说，这些诗作则搭建起一座通往大山深处乡土世界的桥梁，让他们得以窥见山乡生活的本真面貌与独特魅力。这种对山野肌理的诗性还原，不仅让诗集具备了浓厚的山林气息与生活质感，更赋予了其持久的艺术生命力，因为扎根于大山与土地的美，永远是最具感染力的美。
二、民俗与山水的审美融合：乡土美学的文化之维
如果说“山乡牧歌”是对山乡生活本真之美的呈现，那么“奇风异俗”“奇山异水”两个部分，则是诗人对乡土文化之美的深度挖掘与审美建构。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既包括山乡世代相传的民俗传统，也涵盖大山深处独具地域特色的自然山水，二者共同构成了乡土美学的文化内核。龚国倞以诗人的敏锐感知与文化自觉，将张家界地区的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纳入诗歌创作的视野，在诗性表达中实现了民俗与山水的审美融合。
在“奇风异俗”部分，诗人聚焦慈利及张家界山乡的独特民俗，汉戏的婉转、板板龙灯的热烈、抬毛菩萨的庄重、哭嫁歌的凄切、拦门酒的醇厚、坐花轿的喜庆、抢婚床的热闹，以及石堰坪、王家坪乡糊仓的民俗风貌等，都成为诗人笔下的创作素材。这些民俗不仅是大山深处特定地域人群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，更是承载着山乡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的活态遗产。诗人以诗性的语言对这些民俗进行描摹，并非简单的民俗志式记录，而是通过对民俗场景、仪式流程、情感内涵的捕捉，挖掘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与文化意义。例如，对哭嫁歌的书写，诗人没有局限于对歌词内容的罗列，而是着重渲染哭嫁过程中复杂的情感氛围——既有对娘家山乡的眷恋，对未来生活的期许，也有对人生角色转变的忐忑，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，让民俗不再是冰冷的文化符号，而是充满温度的山乡生命体验。
“奇山异水”部分则将审美目光投向张家界的自然山水，天子山的云海、袁家界的雄奇、金鞭溪的清澈、天门山的巍峨、星德山的灵秀，这些大山深处标志性的自然景观，在诗人的笔下被赋予了独特的审美品格。诗人并非单纯描摹山水的外在形态，而是通过拟人、比喻等修辞手法，将自然山水与山乡人文情感相融合，使山水具备了灵性与生命力。如对天子山云海的描写，诗人没有停留在“云卷云舒”的表层刻画，而是将其与山间的晨雾、鸟鸣、山民的炊烟相结合，构建出一幅虚实相生的山水画卷，让读者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，体会到山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境界。这种对山水的诗性书写，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山水美学“天人合一”的核心理念，也赋予了现代乡土诗歌深厚的山乡文化底蕴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诗人在“奇风异俗”部分的创作中，将孙开华、张沈全、陈能宽等人物纳入其中，从文学批评的专业视角来看，这种编排稍显不妥。民俗的核心在于“俗”，即山乡群体性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传统，而具体人物的事迹更多属于个体生命叙事的范畴，将其置于“奇风异俗”板块，不仅打破了民俗书写的统一性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山乡民俗文化的整体呈现效果。这种内容归类上的模糊，反映出诗人在诗集架构设计上的些许疏漏。
三、意境升华与哲思沉淀：乡土美学的超越之维
乡土美学的建构，不仅需要对山乡生活本真与文化内涵的呈现，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实现意境的升华与哲思的沉淀，使乡土诗歌摆脱单纯的地域书写，具备更广阔的审美视野与更深沉的思想价值。龚国倞在“风土人情”部分的创作，特别是诗集同名诗作《苏木绰的黎明》，便实现了这种从山乡生活描摹到意境升华、从文化书写到哲思沉淀的跨越，展现了乡土美学的超越之维。
《苏木绰的黎明》作为诗集的点睛之作，其艺术水准与思想深度相较于“山乡牧歌”中的生活叙事诗有了显著提升。“当第一缕阳光从苏木绰的山巅挤破黑暗，洒在古老的吊脚楼上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像是大山写给天空的情诗”，开篇便以极具画面感的笔触构建出悠远而宁静的山乡意境。“挤破黑暗”一词赋予阳光生命与力量，“大山写给天空的情诗”则将炊烟这一平凡的山乡意象诗化，使其具备了浪漫主义的审美特质。整首诗的语言不再局限于平实的叙事，而是注重意象的营造与意境的烘托，通过阳光、吊脚楼、炊烟、远山等意象的组合，构建出一幅动静结合、虚实相生的山乡黎明图景。
更为可贵的是，诗人在诗作结尾实现了思想的升华：“苏木绰的黎明是历史与现实的交融，是传统与创新的对话”。这句诗跳出了对山乡具体场景的描摹，将苏木绰的黎明置于历史与现实、传统与创新的宏大视野中进行审视，赋予了山乡景观深刻的哲学内涵。苏木绰作为张家界山乡文化的缩影，其黎明既承载着大山深处千年的历史记忆与传统积淀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来的创新与变革。诗人通过这句哲理性的总结，将个人对山乡的情感与对文化传承、时代发展的思考相结合，使诗歌的思想深度得到极大提升。
在“风土人情”部分，诗人还书写了桐子花开、水车运转、老牛耕耘、与老屋对话等场景，这些诗作延续了《苏木绰的黎明》的创作风格，在对山乡风物的描摹中融入对乡情的眷恋、对传统的守望与对生命的思考。桐子花是山乡的象征，水车与老牛是山乡传统农耕文明的标志，老屋则承载着山乡家族的记忆与历史的沧桑。诗人以饱含深情的笔触书写这些意象，既是对山乡风物的审美礼赞，也是对山乡文化的精神守望。这种将个人情感、山乡文化记忆与哲学思考融入乡土书写的创作方式，使得诗集的乡土美学不再局限于地域的边界，而是具备了普遍的思想价值与审美意义，实现了乡土美学的超越性建构。
当然，“风土人情”部分的创作也存在些许不足，部分诗作的内容与“风土人情”的主题关联性不强，存在主题归类模糊的问题，这与“奇风异俗”板块的问题类似，反映出诗集在内容编排上的不够严谨。
当然，这些不足的存在，既有创作层面的原因，也有出版时间仓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。但作为一部优秀的山乡题材乡土诗歌集，追求精益求精的艺术品质是其应有的追求。尽管存在这些小小的遗憾，《苏木绰的黎明》依然以其深厚的山乡情怀、独特的美学建构与真挚的诗性表达，在当代乡土诗歌创作中占据重要位置。
龚国倞的《苏木绰的黎明》，是一部充满山乡情怀与文化自觉的优秀诗集。诗人以张家界特别是慈利县的山乡世界为创作场域，通过对山野肌理的诗性还原、民俗与山水的审美融合、意境升华与哲思沉淀，构建起多层次、多维度的乡土美学体系，既展现了山乡生活的本真之美、文化之美，也彰显了乡土美学的超越之维。诗集不仅是诗人个人生命体验与情感寄托的表达，更是对山乡文化的深情守望与传承，为当代读者提供了一个感受山乡魅力、理解乡土文化的重要窗口。
从专业的文学批评视角来看，《苏木绰的黎明》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优秀的艺术表达，更在于其为当代乡土诗歌创作提供的启示——扎根本土、深入山乡、挖掘文化、沉淀哲思，是乡土诗歌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。尽管诗集在构架设计、内容归类、艺术表达等方面存在些许不足，但这些不足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部优秀的乡土诗歌集。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《苏木绰的黎明》将以其独特的乡土美学价值，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将激励更多诗人扎根山乡、书写乡土，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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